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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佛山：推动重大项目快审快批快建******

　　广东佛山为企业提供超20万次靠前服务——

　　推动重大项目快审快批快建

针对企业反映集中的“痛点”问题，广东省佛山市市场监管部门重构标准化行政审批流程，梳理首批60个“证照通”主题事项、184项行政许可，多件事整合为“一件事”，通过24小时智能商事登记模式，让市场主体“有事随时办”，实现企业登记“不打烊”服务……

　　佛山率先推行的“一照通行”涉企审批服务改革，实现证照联办、多项许可一次办，审批用时压缩60%，60个企业高频办事场景的6497份申请表单和材料压缩整合至1859份，精简率达71.4%。

　　通过共享港口资源优势，实现“一次申报、一次查验、一次放行”，佛山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红利，整体物流时长由原来的5到7天缩短至1到2天，企业成本降低约30%。

　　2021年6月，佛山正式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“一号改革工程”，随后于当年12月出台《构建佛山“益晒你”企业服务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（2022年度版）》。佛山始终把稳定市场主体放到重要的位置，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《佛山市市场主体服务条例》成为国内第一部为更好地服务市场主体进行专门立法的地方性法规。

　　在粤语中，“益晒你”的意思是“把好处都给你”。佛山“益晒你”企业服务体系对标国际最好、最优标准，以服务市场主体为核心，围绕企业从开办到落地投产，加强资源要素支撑，增强法治和政务服务水平，拿出了一系列最“硬核”、最实在的服务举措，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。

　　佛山聚焦审批集成，营造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。全市政务服务事项100%提供在线服务，98%实现“全程网办”。深化企业服务“一件事”改革，大力推行企业开办、生产经营等17类主题658项集成服务全覆盖，推出227项政务服务“秒批秒办”事项。

　　佛山成立全国首个纳税服务运营中心，在全省率先上线“零跑动”可视化办税系统，启用全省首个“零窗口”智税云厅，佛山“非接触式”办税缴费渠道分流率达99.5%，居全省第一，基本实现纳税人足不出户办税缴费。

　　同时，该市还在全国率先实施政府补助“秒到”企业和个人改革。截至2022年10月底，“佛山扶持通”平台累计发布惠企利民政策1316项，注册企业突破8万家，注册个人近45万人，累计发放财政奖补资金达150亿元。

　　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上，佛山全面落实产业建设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；推行“电力预装，临电共享”，企业“拿地即用电”；并深化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改革，推行工业项目分段分批竣工验收告知承诺制，全市组建6个共202人的重大重点项目审批代办及交易靠前服务专班，累计提供超20万次靠前服务，深化实施《佛山市重大产业投资项目审批代办服务实施办法》，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快审快批快建。

　　对市场主体的现场检查率减少83%，对违法行为的发现率提升到86%，切实做到对违法者“利剑高悬”、对守法者“无事不扰”……佛山在全国首创的“人工智能+双随机”监管发挥了巨大作用，入选国务院办公厅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可复制可推广经验，并荣获第六届“法治政府奖”。

　　佛山还出台“一园区一律师事务所”“企业法治体检”等10条民营企业法律服务举措，在全省率先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形式为民营企业提供定制法律服务。并且编制了国内首个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地方标准《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服务规范》，在全省率先出台全面推进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的工作意见，实现全市5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。

　　一系列服务举措起到了稳经济、促发展的作用。截至今年10月底，佛山市各类市场主体达到128.88万户，同比增长19.5%。（本报记者 张建军）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